何以中国｜三星堆：文明交汇处的礼制与浪漫

2026年将迎来三星堆一、二号祭祀坑发掘四十周年。今年国庆期间，三星堆博物馆接待游客约17万人次。自1986年“一醒惊天下”以来，到博物馆对外开放，历经四十年的考古接力，这片古蜀文明遗址持续展现生机。

近日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雷雨接受人民网专访，共同探讨古蜀文明，解读“何以中国”。

人民网：从1986年一、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到如今八座祭祀坑的揭示，回顾这40年的发掘历程，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？

雷雨：1986年，一号坑和二号坑陆续被发掘，青铜大立人、青铜神树、青铜纵目面具等众多珍贵文物重现于世，正如所说“沉睡数千年，一醒惊天下”。

发掘过程中有个广为流传的趣事：出土器物都需要登记并填写发掘标签，这相当于文物的“身份证”，但纵目面具曾一度让发掘队员感到困惑。面具出土时，倒扣在土中，双耳展开，中间是空的，发掘队员初次看到时还误以为是太师椅。经过整体清理、抬出并摆正后，大家才认出这是一件青铜面具。目前主流观点认为，它表现的是第一代蜀王蚕丛“其目纵”的形象，寄托了古人对千里眼、顺风耳的想象。

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许多器物形状前所未见，教科书里找不到参考；埋藏方式也很特殊，大多数器物在掩埋前被损毁或焚烧。2019年新一轮发掘启动后，我们又发现了三号至八号坑，这六座新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.3万件。

人民网：新一轮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？

雷雨：我认为，最重要的收获不在于新增数千件出土器物，而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
第一，确认了国家级祭祀区的存在。1986年仅发现两座坑，无法排除偶然性。将八座祭祀坑放在一起研究，可以确定这是一处统一规划、布局严谨、功能清晰的国家级祭祀区。我们对古蜀文明的理解，也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和制度化。

第二，实现了跨坑文物的拼对。同一件器物的部件散落在不同坑内，最典型的是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，其部件在二号、三号、七号、八号坑都有发现。这表明几座坑的形成年代一致，基本解决了长期围绕坑位年代，尤其是几个大坑形成年代的争论。

第三，明确了新发现祭祀坑的绝对年代。本次碳十四高精度测年，近200组数据集中在距今3200年至3000年，主体为商代晚期，处于商末周初的阶段。

人民网：如果只推荐三件文物来读懂三星堆，您推荐哪三件？

雷雨：第一件是玉璋。玉最能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，三星堆出土的成百上千件玉璋源自中原核心礼器，如祭山图玉璋、牙璋等，一眼就能看出这属于中华文明的器物。

第二件是鸟足曲身顶尊神像。这是一件组合器物，神人脚踩飞鸟，手按带盖青铜罍，头顶觚形尊。龙、罍、尊都是典型的中原元素，人物服饰上的云雷纹、夔龙纹也源自中原。只有飞天般的人物造型，是三星堆独有的风格。古语说“顶礼膜拜”，古蜀人将这种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第三件是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。它由四个坑的部件拼合而成，上面有人物、建筑、尊、龙、神兽、顶尊人像，二十个人物姿态各异，复杂程度在全球同时期青铜器中非常罕见。它的立柱是觚形柱，柱上缠绕青铜璧饰，契合“苍璧礼天”的礼制内涵，关键元素带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征。

人民网：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来源，考古证据给出了怎样的答案？

雷雨：从已有的考古成果看，三星堆早期青铜器数量不多、种类单一，大多模仿中原的铜牌饰、铜铃、镶嵌绿松石器物，还没有本土人像。我个人推测，古蜀人是在“积蓄力量”，在相对隐秘的环境中吸纳四面八方的文化元素，再结合自身的认知与选择，最终爆发式创造出这批独特艺术品。另外，坑里出土的尖底盏、器座等大量陶器，与遗址平民区出土的陶器特征一致，说明祭祀坑与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是一体的，并非所谓“天外飞来”的遗存。

人民网：与中原青铜器相比，三星堆青铜器呈现出哪些独特风貌？

雷雨：中原青铜器以容器类礼器为代表，有学者形容为“狰狞之美”，饕餮纹、兽面纹庄重肃穆，代表秩序与等级，但灵动不足，一般人看着有距离感。

三星堆器物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。大量人像造型不拘泥于写实，眼球外凸、巨耳、獠牙，或立、或跪、或在天上飞；青铜神树、大立人、纵目面具等造型夸张、天马行空。正因为多以人像为载体，容易拉近与观者的距离，也吸引年轻人不断探讨。

可以说，中原青铜礼器代表秩序，三星堆彰显浪漫与宇宙观，丰富、拓展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版图。

人民网：三星堆与中原等周边文明有着怎样的交流？

雷雨：三星堆文化非常开放，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，吸纳了中原、长江中下游、西北乃至更远区域的文化元素。例如数量众多的玉璋，本是中原核心礼器，古蜀人基本参照其形制仿制，用于祭山、祭地、祭祀祖先。他们铸造的青铜尊属于南方系风格，高圈足，肩部常装饰立鸟，与湖北、湖南等地出土同类器物风格相近，与中原同类器相比，更显灵动轻盈。

有意思的是，鼎是中原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类，古蜀人对此应该知道，但并未选用，只选取尊、罍、觚等器形加以改造。这说明古蜀人并非简单拿来就用，而是有自己的主动选择。

人民网：数字化技术在三星堆考古发掘、文物保护与传播展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

雷雨：数字化技术是必修课，不是选修课。新一轮发掘启动之初，数字化手段就全程应用，通过三维扫描、现场监测，同步建立数字档案。

在文物修复方面，当年一号青铜神树碎成一千多片，修复人员耗时近十年才完成拼对；现在可以先在电脑上开展三维模拟，根据茬口、铸造痕迹判断拼接方案，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。在科研方面，依托三维建模和海量数据比对，实现“数据说话”，考古学越来越像一门理科。在展陈传播上，数字化优势更为突出。三星堆器物造型独特，通过通俗、年轻化、国际化的方式加以解读，帮助观众更好理解古蜀文明。

人民网：您对今后的三星堆考古研究、保护传播有哪些期待？

雷雨：考古层面，目前还有不少器物未能拼合完整，这或许预示着仍有未发现的祭祀坑，这是我们一份美好的期待。同时，青铜作坊、金器作坊、高等级墓葬都还没有找到，城内道路、码头、城门的布局信息也较为零散。下一步，我们的视野将从祭祀区拓展到整个三星堆古城，围绕课题逐一开展探索。

科研方面，要持续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，用扎实的数据佐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。现阶段考古证据更多体现中原文化对古蜀的影响，古蜀向外辐射的证据还相对薄弱，我们希望进一步补齐这条证据链。

传播方面，坚持做好科学解读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讲清楚三星堆和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之间的关联。